(资料图)

李懂浩 薛兆恒

《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》的第六幅是《职司委吏》，描绘的是孔子在青年时期担任鲁国委吏即粮仓管理员的情景。在本幅图的正中，孔子伏案而坐，清点入库的粮食，在其两旁有两人负责协助。从这幅图的右端到左端，可以看到农夫给麦子摊开、晾晒、捆扎、去壳、入库的流水作业。图中左上方有题字：“孔子既长，尝为季氏委吏，料量平。赞曰：‘宣圣筮仕，委积是司。会计当理，料量适宜。才大任卑，安行自得。不贵尽才，所贵尽职。’”

孔子担任委吏的记载，可见于《孟子》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云：“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‘会计当而已矣’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孔子贫且贱。及长，尝为季氏史，料量平。”关于“委吏”与“季氏史”的释义，引起历代学者的广泛讨论。东汉赵岐注《孟子》云：“委吏，主委积仓库之吏。”清代焦循《孟子正义》引《周礼》，证明“委吏”一职与周王室的遗人、委人、仓人之职类似，为掌管税收、记录粮仓收支的吏员。对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言之“季氏史”，清代崔述在《洙泗考信录》中质疑道：“‘委’‘季’，‘吏’‘史’四字相似，故误；后人又妄加氏字耳。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？”崔述认为孔子不会在僭越礼制的鲁国权臣季氏手下做事，“季”“史”二字是“委”“吏”二字的讹文，“氏”是衍文。而清代孙星衍在《平津馆文稿》中认为：“称季氏史者，时季氏秉国政，得专司徒之事，孔子为其属，故季氏史亦鲁臣，非仕于私家也。会计是司会之事……谓料粮委积，上之司会，适当国家会计之数，不为季氏求赢余也。”孙氏认为孔子担任的委吏并非是季氏的家臣，而是鲁国公职。尽管各家对“季氏史”一职是否有季氏家臣的性质尚有争议，但是对孔子曾担任掌管税粮收支的吏员却不存疑问。

在《职司委吏》图的左下方可见人们使用铁制农具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山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考古作业时，发现一处春秋末战国初的冶铁遗址。而在山东临淄、河南洛阳等地亦出土了多种春秋战国之际的铁农具。由此推断，在孔子的时代，鲁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农具。

在《职司委吏》图中，经过人们加工、入库的麦子是春秋时期各国的重要战略物资。《诗经·七月》：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。黍稷重穋，禾麻菽麦。”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言：“大无麦、禾，臧孙辰告籴于齐。”鲁国在庄公二十八年发生饥荒，不得已向齐国求救。《左传·文公十七年》载：“襄仲如齐，拜谷之盟。复曰：‘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。’”其中“齐人将食鲁之麦”意为齐国军队将侵略鲁国，抢收麦子。可见在春秋时期，麦子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。

春秋时期，各国加紧税制改革，尽可能多地掌控粮食以应对频繁的战争。鲁国早先实行井田制，《春秋穀梁传》记载：“古者三百步为里，名曰井田。井田者，九百亩，公田居一。私田稼不善，则非吏；公田稼不善，则非民。”政府将八户人家安置在九百亩土地上，为每户人家分配一百亩私田，将中间的一百亩作为公田。百姓要优先耕种公田而后耕种私田，其中公田所入作为税收上交，私田收成作为百姓收入。由此可知，井田制相当于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劳役税制。在生产力逐渐发展的情况下，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出现，使得个体耕作的能力大大提高，导致“民不肯尽力治公田”。此时，井田制无法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，亦不便于鲁国增加税收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鲁国于宣公十六年实行“初税亩”，正式废除井田制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实行履亩而税、十分抽一的实物税制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鲁国农业的发展和税收的增加。在鲁国“初税亩”后，各国亦进行履亩而税的改革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：“是时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……今一夫挟五口，治田百亩，岁收亩一石半，为粟百五十石，除十一之税十五石，余百三十五石。”是魏国也已按亩征税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载公元前408年，秦国行“初租禾”，这也是一种按亩征税的政策。可见，履亩而税的改革是大势所趋，而鲁国正是改革的先行者。

《职司委吏》图的赞语评价孔子出任委吏是“才大任卑，安行自得”，这与孟子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言：“仕非为贫也，而有时乎为贫；娶妻非为养也，而有时乎为养。为贫者，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。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，恶乎宜乎？抱关击柝。”东汉赵岐注解道：“仕本为行道济民也，而有以居贫亲老而仕者。为贫之仕，当让高显之位，无求重禄。”在孟子看来，做官本是为行道济民的，但有时也会为摆脱困窘。若是为贫而仕，做个小官能维持基本生活即可，不能贪恋高官厚禄。“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耻也。”为贫而仕，做好本职工作即可，不必妄议政治；若是为行道济民而仕，居于高位，则不能尸位素餐。孔子在此时是为贫而仕，但不求重禄，忠于职责，故能“安行自得”。

孟子可谓是深切领会了孔子的富贵观与仕宦观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向往富贵、摆脱贫贱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在取得富贵、摆脱贫贱的过程中，不能偏离“道”。取得富贵的一大途径是出仕，如《论语·子罕》所言：“子贡曰：‘有美玉于斯，韫匮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’子曰：‘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’”可见孔子提倡积极出仕，但若居于高位却无法行道，贪恋富贵，则是“不以其道得之”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意为国家政治清明，而自己却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是耻辱；国家政治混乱，自己却恋栈高位厚禄，也是耻辱。为使自己居庙堂时有能力行道，孔子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‘贼夫人之子。’子路曰：‘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’子曰：‘是故恶夫佞者。’”孔子认为子羔尚未完成行政能力的学习，此时让子羔去当费邑长官是害了他。又如《论语·里仁》言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”，《论语·泰伯》言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”，都是强调修身在前，理政在后。

《论语·颜渊》一章言：“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‘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之矣。’”粮食是国家稳定的保障。委吏虽卑微，但负责税粮收支，职责不可谓不重。孔子才堪大任，担任小官时也能尽职尽责，本图赞语所言“才大任卑，安行自得。不贵尽才，所贵尽职”，确实精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