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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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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读刊行于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的第一部《汶上县志》，开篇首《序》是礼部右侍郎朱之蕃撰写的，第二篇《序》是邑人檀芳䆳所撰。而此前看到的版本，是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时任汶上县知县闻元炅，在重修《汶上县志》时，重新刻印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开篇是檀芳䆳的《序》，而没有了朱之蕃《序》。

1608年初，北直隶河间府任丘县（今河北省沧州任丘市）人，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壬午科举人栗可仕，出任山东行省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知县。到任后，“莅官之数月，询志汶者弗具，辄曰：夫汶亦名邑也，志可令缺乎！于是慨然集汶之人，谋所为汶志者。于二三故家觅获遗稿，敦文学有识之士”，即邀请邑人、癸卯科（1603年）举人（亚元）王命新，执笔纂修《汶上县志》，两月后书成8卷。

栗可仕请远在京师的熟人、祖籍山东茌平县人、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会试状元、礼部右侍郎朱之蕃，为新修的《汶上县志》作序；又请“赐进士、时任户部清吏司主事、邑人檀芳䆳”为《汶上县志》作序；栗可仕还亲自为《汶上县志》撰写了《后序》，落款为“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秋七月既望”。该志书开创了汶上县纂修《县志》之先河，当年即刻版刊印成上下两册8卷，这是汶上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规范成卷的《汶上县志》。

而清康熙五十六年重刻再版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仍为上下两册8卷。现汶上县档案馆已没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刊刻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仅收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重新刊刻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封面左上角贴有红纸，上书《重刻汶上县旧志》。

国家图书馆既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刊刻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也馆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重新刊刻的明万历三十六年的《汶上县志》，与汶上县档案馆收藏的封面左上角红纸上书写《重刻汶上县旧志》为同一版本。

朱之蕃《序》，书法为赵体行楷，共9页。首页第1行下部，有一上下长方形黑色印章，因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；第2行下部，盖有长方形朱红印章，三行篆书共9字，每行均为3字，即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”。

第8页开始落款至9页，内容为“赐进士及第、奉训大夫、右春坊右谕德、掌南京翰林院事、前翰林院修撰、记注起居偏纂、章奏管理、诰敕钦差正使朝鲜、赐一品服、金陵朱之蕃书 ”，最后依次盖有印章3枚，即：阴刻“朱之蕃印”，阳刻“元介”、阴刻“己未状元”，字体均为篆书。

朱之蕃（1558—1624），字元介，一作元升，号兰隅、定觉主人，祖籍山东茌平，在祖父辈移居金陵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为锦衣卫籍。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乙未科状元，官终礼部右侍郎。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冬，曾奉命出使朝鲜，赠蟒玉一品服。后以母丧，不复出仕，卒赠礼部尚书。工书法，善画山水花卉，传世作品有《君子林图卷》等，另有文集传世。朱之蕃出使朝鲜，为朝鲜王朝迎恩门题写的“迎恩门”匾额，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。

朱之蕃为《汶上县志》所作《序》，从字里行间对刚到任汶上知县不久的栗可仕，极尽赞美之词，“任丘栗君，早奋贤书，杜门辇毂，分华驰惊”“下车冾岁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。啻源泉之七十二脉，鸣琴有暇，搦管惟勤，一编授成，众目毕备，蕃受而卒业。喟然叹曰：政以人举，亶其然哉；编中体裁，质诸武功，当齐驱并驾，犹余事耳。迹所其，锐意兴理，次第张弛者如深。广四汶河身，以潴水而济运道；疏浚蒲湾南流，以复旧而资城守；革大户名目，以清诡寄严投献；明禁以杜影射申画一之制，以谨权量；复常平之法，以时敛散；除旱泊之税，以宽民力；取湖滨之租，以豁粮站；而于民风流俗之伤化叛道者，亟欲兴礼教以潜消默化之。此其说凿凿，可日见之行，不徒文章，藻绘缘饰，吏治云尔也！士民虑君之，再莅他邑，如当事所请相率走阙下扳留。赖天子仁圣，籍寇以慰众望。而舟车往来，载在口碑者，且与君素所矢志，若桴皷之响答，而标表之影随也”。

接下来一段话，看出了原因，“予居京师十年，稔知君洁，已重名检，足迹不履公庭，窃叹端士不可多得。今且出为良吏，仰无愧于中都之轨辙，俯有当于士民之怙恃，而信使与实政均足重不朽也”。

朱之蕃《序》中提到的“史侯之二十九年”，史侯即明洪武年间任汶上县知县的史诚祖（？—1418年），字信中，山西行省平阳府解州（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）人。史侯自幼生长在盐池之滨的解州,所以对朝廷盐法的利弊有深刻的研究。

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史诚祖长途跋涉到南京,以平民身份拜见皇帝朱元璋,陈述对盐池利弊的认识,向朝廷提出建议，朱元璋采纳了他对盐法的建议。

明朝初年,中国知识分子稀缺,朝廷连地方官都派不齐。朱元璋看中了史诚祖这个人才,于当年（1389年）冬，授任史诚祖为山东行省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知县。

史诚祖到任孔子曾任中都宰的汶上县后，“思圣人之心，行圣人之政”，克己奉公，致力安抚，督导开荒垦地，调整赋税，减轻贫民负担。带头捐俸养老济贫，修葺庙学，兴办学校；推行治政廉洁公平,宽缓简约，很快使全县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,扩修思圣堂，并将岳飞像和冉耕像并入思圣堂，与孔子配享，并以岳飞来汶上到思圣堂凭吊祭祀孔子时留下的 “文官不爱钱、武官不惜死，不患天下不太平”的感言，刻石立碑，以警戒官吏。六月，成祖朱棣巡视北方，派御史考核郡县长官贤能与否,御史返回奏言称史诚祖治绩第一。

皇上为慎重起见，专门派锦衣卫密侦其家，见其釜有炊糜，甔无斗粟，衣冠粗敝，挂之壁间，遂“御书嘉奖”，赐给玺书慰劳，大意是：地方长官继承优良传统,宣布德政教化是为了安定人民,为之谋利。我统治天下,随时都在访求贤人,共同策划治理国家。常常询问民间,都称苦于官吏苛刻暴急,能够符合我心的实在很少。你敦厚老成,谨慎承担你的职责。保持自身节操,勉励心志,完全做到廉洁为公。平均赋税徭役,政治清明,诉讼简约,人民内心喜悦拥戴,境内可称安宁。比之古代贤良官吏,也还谦让什么呢。特地提拔你做济宁知州,仍在汶上县施政。希望更加努力担当职责,像开始那样谨慎善终,以此保持长久的美誉。

明成祖朱棣还赏赐宫内御酒一尊,织金纱衣一套,钱一千贯。这年夏天，领取五品官俸禄，仍视汶上县事,更加勤于治政。土地开辟增加,户口繁衍滋生,扩大编户十四里。

祖皇帝再经过汶上县时,见人口众多,想要迁移汶上的县民数百家到胶州,但百姓不愿背井离乡。在史诚祖的请求下,皇帝收回了成命。他多次应当升官离去,都被汶上县民上奏留任。

史诚祖自洪武中为汶上县知县，在任29年，十六年（1418年）因病卒于任上。士民哀哭,将其安葬在汶上县城南，其家改为“史公厅”，供后人瞻仰，县民每年前去扫墓祭祀史诚祖。

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卷之七《杂志》陵墓篇，记载：“令君史公诚祖墓。在任二十九年，卒于汶，百姓葬之城南”。卷之七《杂志》营建篇，记载：“史公厅，即史令君诚祖私宅也。在儒学东南，今属之民矣。宜访求旧址，建史公祠”。可见，“史侯之二十九年”全国知县考核第一，又是中国历史上在一县任职最长的官吏，成为知县任职史上的佳话。

朱之蕃《序》中，夸赞栗可仕修河广渠、疏通运道、惩恶扬善、接济民众、增加税收、兴礼设教等政绩，是在其任职汶上知县后几年间才做的事迹，提前几年预支借用大加赞美之，似乎不够妥当。

栗可仕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任汶上县知县，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调任山西行省汾州府临县（今山西省吕梁市临县）知县，后因受到府役中伤，被罢职回家。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再起，复任山西行省太原府岢岚州兴县（今山西省吕梁市兴县）知县。任汶上知县五年多，期间重修“中都余韵楼”。

该楼原名为“五椿谯楼”，上悬钟鼓，起定时刻，别昏晓之用。重修时栗可仕纳“汶大夫咸议中都余韵”，更名为“中都余韵楼”，以颂扬孔子“尼父振铎，首重风教”之品德，并撰写《中都余韵楼记》，收录在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卷之八《艺文志》中。

经查阅，直隶（今北京、河北地区）及山东、山西三地省、府、县三级《志书》，均未发现有《栗可仕传》，只在清道光二十年修《临县志》卷四《职官志》记载：知县，明，“栗可仕，北直任丘县人。由举人万历四十一年任。度量宽宏，操守清洁。为府役中伤，罢归。后因中贵，起复兴县知县。君子惜之”。

可见，栗可仕在两省三地任知县期间，做出一些成绩，但并未像朱之蕃《序》中的溢美之词。作为后人，无意对四百余年前的官员不敬，只是对清康熙五十六年重刻明万历三十六年《汶上县志》时，删除当时的京师高官朱之蕃撰写的《序》，颇有疑问。

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07年），闻元炅已任职汶上知县十个年头，期间捐俸维修南旺分水龙王庙及运河诸闸等水利工程，大修县城南北二门，又捐资维修文庙（孔庙）、风雨坛、禹王庙、八蜡庙等，重修余韵楼，时任兖州知府金一凤称赞“其惠心为政，莫不仪型圣贤之模范”。

当时已在汶上任职近十年的闻元炅政绩显著，在续修《汶上县志》，又重刻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时，对朱之蕃在《序》中给予栗可仕的褒奖之词，即“下车冾岁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”，使人感到过分赞美之嫌，为尊重和还原历史，在重刻旧志时，对朱之蕃所作《序》予以删除，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。据此推断，这也致使流传至今的清康熙重刻明万历《汶上县志》，就没有了朱之蕃的《序》。

①民国时期南旺分水口

②朱之蕃画像

③④明万历三十年刊刻《汶上县志》

⑤民国时期南旺龙王庙建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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