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初，稷下学宫遗址被基本认定，相关考古工作还在进一步进行中。学者们评价，稷下学宫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，对后世文化的传承、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。例如，稷下学宫“不治而议论”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之风尚，稷下先生“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”之胆魄，当政者从善如流之见识与雅量，一直为后世所称赏和效仿。

北宋司马光写过一篇《稷下赋》，文中如此描述：“齐王乐五帝之遐风，嘉三王之茂烈，致千里之奇士，总百家之伟说。于是筑巨馆，临康衢，盛处士之游，壮学者之居。美矣哉！”这段话简要介绍稷下学宫创建的缘起，描绘诸子争相趋附的热闹场景，也盛赞了百家争鸣涌现出的丰硕成果。司马光情不自禁地发出“美矣哉”的赞叹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共鸣，表达的应当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、史学家对稷下学宫的深刻理解和体悟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在战国时期的齐国，稷下学宫由齐桓公田午于公元前374年创办，因其位于临淄稷门之下而得名。关于设立稷下学宫的原因，山东理工大学教授于孔宝分析：“田氏代齐后，更加注重延揽人才，一方面是树立田齐统治者尊贤重士的形象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企图利用士人的喉舌，鼓吹其取代姜齐统治的合法性，并为其争雄于诸侯、统一天下制造舆论。”应该说，这一举措包含田齐博取雅爱人才学术、英明能纳谏、励精图治美名的意图，但是，此举也并非“徒慕养贤之名，而未睹用贤之实”。田齐政权通过稷下学宫“招致贤人而尊之”，广泛听取吸收八方人才的“奇策异智”，给他们充分空间“作书刺世”，让他们能以任何形式批评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、行政的弊端，从而又为齐国带来一段富强鼎盛的中兴时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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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桓公田午的这一做法，是有渊源的。于孔宝说：“他继承的是齐国尊贤重士的传统，效仿的是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姜小白设‘啧室之议’的养士方法。”显然，田午希望重振齐国国威，欲效法姜小白而再图霸业，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广开言路、广纳谏言。在齐桓公姜小白时代，齐国国力不断增强，得以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管仲的辅佐之功首屈一指。管仲为齐桓公推荐的治国之策之一，就是设立“啧室之议”，正是为了广开言路、广纳谏言。

据《管子·桓公问》篇记载，齐桓公问管仲：“吾念有而勿失，得而勿忘，为之有道乎？”管仲回答：“勿创勿作，时至而随。毋以私好恶害公正，察民所恶，以自为戒。”从这个问答看，齐桓公希望自己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，常得天下而不亡，管子给出的建议是，想实现这样的目标，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损害公正原则，而且一定要调查了解百姓厌恶和反对的事情，以便自身为戒。具体怎么做呢？管仲举例：“黄帝立明台之议者，上观于贤也；尧有衢室之问者，下听于人也；舜有告善之旌，而主不蔽也；禹立谏鼓于朝，而备讯唉；汤有总街之庭，以观人诽也；武王有灵台之复，而贤者进也。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，得而勿忘者也。”管仲的意思很明确，希望齐桓公也能设立这样一个机构，可以“上观于贤”“下听于人”“以观人诽”，以达到“贤者进”“主不蔽”的目的。这个机构就叫“啧室之议”。

这个“啧室之议”怎样运行呢？管仲进一步解释：“法简而易行，刑审而不犯，事约而易从，求寡而易足。人有非上之所过，谓之正士，内于啧室之议。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，而不忘为。此啧室之事也，请以东郭牙为之。”在这里，管仲不仅条理清晰地阐述了“啧室之议”的职责，而且连负责此项工作的人选都一并向齐桓公推荐。他推荐东郭牙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管仲认为：“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。”

就这些记载来分析，于孔宝认为，“啧室之议”的主要作用是议论时政，为政府及君主提供咨询服务。这实际上成为后来稷下先生“不治而议论”“以干世主”之滥觞。至于设立“啧室之议”和稷下学宫的成效，我们翻翻史书就会发现，通过实施广开言路、广听谏言的开明政策，齐桓公姜小白时期的齐国“四方之士，相携而并至矣”，齐桓公田午及其继承者齐威王、齐宣王时期，则是“显贤进士，国家富强，威行敌国”。

后世为政者显然也喜欢从历史中寻找和吸取经验。对于“啧室之议”和稷下学宫的这些成功做法，有为者也大都愿意加以效仿，大开纳谏之门，以纠施政偏失。当然，想开门纳谏，首先要有纳谏的雅量。毕竟处在纳谏者位置上的人都是尊长，在听从谏者之议时或多或少地会感觉“伤利益”“伤面子”，何况谏言者的言辞又往往比较直率尖锐，接受起来更不容易。比如，唐太宗时期形成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局面，与他勇于纳谏、从善如流密切相关。在这方面，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贞观政要》等史书中都有记载。在《廿二史劄记》中，清代赵翼专门梳理了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中的记载，其中写贞观中直谏者，首推魏徵。魏徵之上书劝谏，皆人所不敢言，而太宗能够悉听纳之。继而又写：“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徵也。”书中举例，虞世南谏田猎，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，谏宫体诗不宜作，恐天下从风而靡，谏勿以功高自矜，勿以太平自怠。帝尝曰：“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。”再如，权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，帝欲诛之，柳范曰：“房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，岂可独罪万纪。”帝大怒，拂衣入，久之，独召范慰谕之。从这个例子可以体会到，即使如唐太宗之开明，也有一时火起要诛杀谏官的冲动，足可见劝谏之险，也可知纳谏之难。唐太宗就曾感叹：“龙有逆鳞，人主亦然。卿等遂能不避触犯，常如此，朕岂虑危亡哉！”所以，赵翼特别总结：“是诸臣之敢谏，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。”

有纳谏之雅量是一方面，纳谏者还要有辨识谏言之是非与利害的才识。有时候，谏言者之谏言并非出于公心，而可能暗存私心或包藏祸心。若纳谏者才识不佳，不能明察是非和利害，则难免受误导而走入歧途或堕入险境。汉末益州牧刘璋之丢掉益州，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。《三国演义》对此有详细描述。在小说中，刘璋是一个“暗弱”的存在。当刘备三顾茅庐，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，诸葛亮建议他将来“跨有荆、益”，以成天下三分之势。诸葛亮对益州和刘璋的描述是：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”刘璋之暗弱，在其不能识人、不能见机、不能断事。张鲁欲攻打益州，刘璋派别驾张松为使节向曹操求救。张松本有向曹操献益州之心，却因曹操以貌取人怠慢了他而转向刘备，他还将自绘的西川地理图本交给刘备，以供刘备入蜀行军攻战之需。张松回到益州后，一方面向刘璋渲染曹操“已有取川之心”，另一方面大夸刘备之良善，建议结好刘备以为外援。刘璋本对天下大势并没有什么见识，对张松之言也没有多少辨析能力，对他的建议自然照单全收。

这时，刘璋手下主薄黄权紧急进谏：“主公若听张松之言，则四十一州郡，已属他人矣！”黄权解释理由：“某素知刘备宽以待人，柔能克刚，英雄莫敌；远得人心，近得民望；兼有诸葛亮、庞统之智谋，关、张、赵云、黄忠、魏延为羽翼。若召到蜀中，以部曲待之，刘备安肯伏低做小？若以客礼待之，又一国不容二主。今听臣言，则西蜀有泰山之安；不听臣言，则主公有累卵之危矣。张松昨从荆州过，必与刘备同谋。可先斩张松，后绝刘备，则西川万幸也。”黄权之见识和眼光，确实高人一筹，就这件事来说，他的推测和判断完全准确。如果刘璋听从黄权之谏，则三国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。可惜刘璋的确“暗弱”，以他的见识水平，根本无法分清张松、黄权之言孰是孰非，更没能力辨析孰利孰害。他决定不从（黄权）之言，结果丢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。

纳谏之雅量，辨识谏言之利害的才识，都是从纳谏的角度来说的。耳闻忠言诤言之谏，自当从善如流；若遇谗言邪言之惑，不识其不善而从之，必然导致南辕北辙，越走离目标越远。（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）